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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临时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是中共高级干部整风的开始。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明确指出党内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清算“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路线错误。

由于张闻天曾是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成为了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

张闻天 其实中共中央还未立足陕北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开始有了分歧。

中央刚到陕北制定党的发展战略时，毛泽东提出的“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的建议引发了激烈争议，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最终张闻天拍板，否决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

张闻天在会上诚恳地接受批评，第一个检讨“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

在张闻天的带动下，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人也都纷纷表态检讨。

此后整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顺利展开，他一连写了几篇辛辣尖刻的文章批判张闻天，因顾及影响才未发表，只给刘少奇等高级领导人看过。

不久以后，张闻天检讨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他决心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配合整风。

1942年1月26日，经中央同意后，张闻天率9名干部组成“延安农村调查团”，在杨尚昆、李富春等人的欢送中，从杨家岭出发了。

此后张闻天率领调查团来到陕北神木（当时称神府县），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农村调查，并亲笔撰写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这一重要报告，该报告共分46节，全面记述了神府县8个自然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并附各种统计表格38张。

4月13日，结束神木调查的张闻天率团东渡黄河，来到山西兴县任家湾继续调研。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两次演讲，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

4月3日，在延安的各党政机关学校停止工作，全面进入整风学习。

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由毛泽东负总责，下面成立“分学委”。

整风期间，“总学委”是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

“食洋不化”的留苏派是“总学委”的主要整风对象，张闻天留苏6年，理论素养极高，在旅莫留学生中有“教授”之称，自然首当其冲。

张闻天在外调查期间，和毛泽东函电来往有六七次之多，其中有一次是探讨马列学院过去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说：“关于过去马列学院方针是否错误问题，中央研究院已有人提出，凯丰、弼时意见待你回来时讨论，我觉不必等你，即指出是你错了……” 张闻天当即复电：“不必待我回来”，“根据我最近一时期的考虑，我认为应该公开说，他是错误的……” 其实张闻天在兼管马列学院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党培养了宋平、邓力群、王光伟、田家英、曾彦修等大量优秀人才，这些人在建国后几乎都是各领域的核心骨干。

后来张闻天多次对夫人刘英说：“马列学院还是出了一批人啊！

” 张闻天和刘英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张闻天早期犯过“左”倾错误，但他后期支持毛泽东回领导核心、反对张国焘逃跑分裂、主持陕北“肃反”平反、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成绩可圈可点，明显有别于其他留苏派，但整风只追究他的错误，他又怎能安心调查？

更让人难堪的是，张闻天结束在兴县的调查后，开会向晋西北区委干部报告调查的情况，刚从延安参加整风回来的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却看都不看他的调查材料，就说“这一套东西完全要不得”。

林枫还拒绝张闻天将调查团集合起来总结经验的建议，直接遣散了参与调查的晋西北的同志。

区区地方党委书记，敢拒不听从张闻天的要求建议，其底气怕还是来自延安的大“风向”。

刘英后来回忆说：“1943年3月，我们实际上是被赶回了延安”。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并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张闻天离开了书记处，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委员会由刘少奇兼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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